这时村里、公社要进行机构改革，公社改叫做乡，大队改叫做村，支书改村长，地分给各家种。大家开始有些不习惯，觉得改来改去改不过口，叫起来有点解放前的味道，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，说：
“还是叫村、乡合适!”
接着村里要改选头人。这时恩庆已到了肝硬化后期，脸黄黄的，常披一个大袄，坐在支部办公室门前晒太阳，自己抱一个酒瓶喝酒。村里人人情太薄，地一分，没人再请恩庆吃兔子喝酒。恩庆打野兔子又没力气，只好不吃兔子光喝酒。大喇叭坏了，美兰不开大喇叭，也不来支部，恩庆也就搬回家住，只是晒太阳才来这里。倒是贾祥何时从塘沽回来，见到这位黄脸支书，把他请到家里，让炊事员美兰炖只兔子一块儿吃。兔子冒热气上来，美兰就红脸，恩庆只顾低头喝酒吃兔子。村里机构改革，本来还应恩庆当村长，可贾祥觉得老让一个肝炎病人拿着公章，一年一度往他乙方合同上盖，有点不合适，便在酒桌上对恩庆说：
“庆叔，你岁数也不小了(这年四十八岁)，身体又有病，甭操那么多心了，真不行我来替替你，你去郑州看病!要行呢，你就对乡里说说!”
没想到黄脸恩庆一下将兔腿摔到地上：“鸡巴!”
走了。弄得贾祥挺尴尬。本来这事也就是商量商量，商量不成贾祥也不恼，仍当他的乙方。没想到乡里出了新点子，说这次选村长要搞差额，两个选一个。村里人一听就恼了：哪个龟孙想的这歪点子，两个选一个，自己不操心，推给了大家!从祖上到现在，没听说两个选一个!贾祥一听这办法倒喜欢，到处对人说：“咱们搞差额，咱们搞差额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