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发现切利比达克努力将一些不太容易结合的东西结合到一起，透明度与分量感、细节的深入刻画与充满自发性的起伏，这些容易顾此失彼的因素不仅被糅到一起，更从中诞生出一派完全成熟的艺术风格。它不是老传统的延续，也不是新风格的移植，或新老之间取长补短的产物。《红楼梦》中有峭然孤出、似非大观的说法，在这里却不得不改成“峭然孤出，蔚为大观”了。因为切利此时的风格看似没有根底，实则根底极深，“化为己用”的功课最终完成后，富特文格勒，或者说“德国式”指挥艺术的精髓与他自身的观念终于融合到一起。那个能将切利的音色品位，和他对德国学派的学习心得“一分为二”来观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
特别不容易的是，这一切都是在一支又一支二流乐队的指挥台上做到的（更差的就不去说它了）。我现在听他指挥瑞典广播交响乐团，或者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的录音时，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敬佩之情。它们证明演绎者最大的敌人永远不是公众的淡忘与评论家的挞伐，而是失去对于更崇高境界的追求。切利少年得志，而后又人仰马翻，但是在十分漫长的低谷中，他一点儿也没有失去追求更高目标的决心。我想这必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攀登过程，可当他最终成功以后，切利比达克很快就走向登峰造极的大门——从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，到他在慕尼黑爱乐的任上谢世。